悲剧之年・中国2022

困于过去，惑于未来，这是人生常态。回想2021年，这个时代，这个世界，时下的“内卷”、“躺平”与“破防”，就是观念中这个世界现状的写照和隐喻。内卷不止，灾难不息，但肆虐的“疫情”及其次生灾难本身并不是病因，而只是症候，反过来，它也的确加持和迭代了每个人的困境，同时也让我们真切感受到自己与他人、与人类之“同体大悲”——同一个地球，同一款“系统”，同一种命运，这已经开始的一切无不表明我们这届人类正处于一场前所未有的大危机之中，无远弗届，不由分说。

那么，搞清楚这场大危机的本质及其背后的深层原因，就成了当前的首要问题，最为必要、重要且紧迫，说多少遍都不为过。既然不由“分说”，那咱就只能“整说”——从整体上着眼、全局性思考和综合性判断，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抓住其本质（症结），对症下药，有效治疗。

基于这样的病理学思路，我个人谨慎地得出的诊断是：这一波人类文明到头了！“内卷”（熵增）、“躺平”与“破防”或“做个人吧”这套3+1联流行语所写实和隐喻的正是“困在系统里”的我们每个人几乎已经到了一种再也hold不住的临界、解离甚或败坏的状态。但请注意：“这一波”指的可不是几十年或几百年，而是自轴心时代以来的这一长时段、大历史的尺度；之所以加上了感叹号，是因为这事儿的确足够大，搞得我情感和心理上几近“破防”，只是我并不想“躺平”（凭天由命），而是要做点什么，必须做点什么。

“轴心时代”概念是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在《论历史的起源与目标》（1949）一书中提出来的，用来描述和概括大约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同时出现在中国（儒家）、印度（印度教-佛教）、伊朗-巴勒斯坦-希腊（三者后来演化合成为基督教文明）等地区的精神现象：人们开始意识到其整体的存在、自身的存在及局限，感受到了世界的恐怖以及自身的无能为力，在无底的深渊面前寻求着解脱和救赎，而这些都是在反省之中产生的，意识再次意识到其自身，思想指向了思想自身，因而产生了精神上的斗争，凸显出最为矛盾对立的可能性，乃至于陷入了精神混乱的边缘。由此，产生了我们今天的思维依然在沿用的基本范畴，当下的生存依然在依赖的世界宗教（即儒教、佛教和基督教）之萌芽，而此前的神话时代也至此走向了终结。在经历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的沉寂之后，雅氏的观点才逐渐得到了学界的接受而成为一种共识。

但是，在我看来，雅氏和后续的一些观点，其不足之处在于：至今依然停留在非常笼统的层面，推崇-仰视有余，批判-俯瞰阙如，也就是缺乏超越我们依然身困其中的轴心时代所建构的范式和“系统”的哲学洞察。不过，从方法论和认识论上来看，这也在情理之中，正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从“批判”（Critical）的词源学来看，它也就是反思、划界与分析的意思，而“超越”（Transcendent）或者说“Meta”（在……之上）则是哲学的基本构件，也就是说，只有越出、体验并获得了（超越）一个比已有的低阶范式更大、更高的高阶范式才能够反过来向下看见（俯瞰）原先的低阶范式的真实界限所在（划界）且看清自内部的逻辑（分析）。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也表达了相似的方法论和认识论立场：“人体解剖对于猴类解剖是一把钥匙。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反而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基督教只有在它的自我批判在一定程度上，所谓在可能范围内准备好时，才有助于对早期神话作客观的理解。同样，资产阶级经济只有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自我批判已经开始时，才能理解封建社会、古代社会和东方社会”。

当然，由于“轴心时代”这个议题本身及其涉及的范围实在是太庞大，我也只能在这篇短文中极为简要地说一说我站在人性的立场上的哲学与心理学层面的理解与批判——没有“理解”便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批判”，前者是后者的必要条件。

1、要解决如何看“轴心时代”以及如何看各种关于“轴心时代”的看法的问题，我们首先需要设定一个基本框架：人类社会的事务无不是在三大基本关系/范畴中发生、作用和演变的，即人与自然（神秘）的关系、人与他人（族群）的关系、人与自我（灵性）的关系，如果这没有争议、可以成立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透过各种关于“轴心时代”的论述而洞察（insight）到：“轴心时代”标志的正是当时当地的族群面临的问题域正在从人与自然的关系为主导的组织模式转型为人与他人的关系为主导的组织模式，曾经的祭祀、巫术和神话的行为-观念-组织模式逐渐由政治（战争）、伦理（宗教）和省思（哲学）的行为-观念-组织模式所冲击、竞争或替代；之所以会几乎是“同步性地”发生在当时的中国、印度、伊朗、巴勒斯坦和希腊，尽管可能有一些人为的偶然性，例如游牧民族的侵犯与冲击或族群内部的矛盾与冲突等，但其位于大约北纬25度至北纬35度区间的自然地理条件所具有的环境复杂性及其激发的主体自由度则是其中的关键和必然的因素，太冷或太热地带的复杂性及自由度由于相对较低因而不利于文明的发展和进化。

2、那么，“轴心时代”的基本问题，即是如何在人与人的关系成为主要问题的时代建立一种不同于过去那种已经失灵的、有效且可持续的组织模式和族群秩序问题，这就是通常所说的“政治”问题，而政治的核心问题则是由谁最终说了算（谁可以当权威）以及如何防治被僭越或颠覆（谁可能是僭主）的问题，这是同一个事情的两极，或者说，一枚硬币的两面。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和复杂作用下，便诞生了至今依然在主导、组织和左右着人们的头脑和心灵的“二元对立但一元至上”的尊卑等级体制和绝对主义范式，所谓“权威”，即“至上”，即“绝对”。例如，孔子在《论语》中主张的是“己”与“礼”（克己复礼）与“欲”与“矩”（从心所欲不逾矩）的二元对立但后者对前者的绝对支配（延至宋儒理学便成了”存天理，灭人欲“），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则是“激情”（血气）与“理性”、“僭主”（欲望的化身）与“哲人”（理性的化身）、“可感世界”与“可知世界”的二元对立但后者对前者的绝对优越（延至基督教则是禁欲主义与“上帝之城”绝对至上于“地上之城”），而佛教则以一种反尊卑等级主义的倒转形式在心理-逻辑上又进了一步，或者说是前两者在心理-逻辑上的最终完成形式——不仅要克服欲望（我执）及其客体（我所执），还取消了欲望的主体（无我）。但至今的历史经验已经证明，这样的“二元对立”式的驯服欲望/血气（僭主）的模式其实是失败的，因为“欲无欲”（例如“无欲则刚”）或“欲理性”本身也是一种欲望，而且，尼采在其中发现了“一元至上”的“权力意志”（Will to power）。如今看来，这样的思想范式如果说不是服务于那至少也是同构于、暗合于同样是在轴心时期崛起并最终成型的帝国政体（主奴结构与殖民主义），东方的代表是周-秦-汉帝国形态，即一套以祖宗（宗族）-血亲-情感为轴心的组织模式和政教秩序，象征的是人与家族或宗族的伦理关系占据了绝对主导地位而人与宗族之外的他人的道德关系以及人与自然的知识关系被挤压到了边缘和底部，这就像是一个典型的家族企业；西方的代表则是希伯来-古希腊-罗马帝国形态，即一套以上帝（自然）-信约-理性为轴心的组织模式和政教秩序，象征的是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谁也不能绝对主导谁（“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因而才会有后来的政教分离，这是西方后来的整个近代世界和“现代企业制度”的种子和原型；两者所不同的只是在“术”及其“度”的层次，这也决定了各自内部的技术形态、组织规模和自由度之不同，但两者在“道”的层面即“二元对立但一元至上”的范式，其实并没有实质性不同，这也决定了它们在骨子里都是偏执、冲突和失衡的因而注定会成为“自己的掘墓人”。

3、不管是儒家精神中的“欲”与“礼”（合乎宗族秩序中的名分）还是西方精神中的“激情”与“理性”（ratio，合乎自然秩序中的比例）的二元对立，无非也就是尼采在探寻悲剧的起源中所发现的古希腊的狄俄尼索斯（酒神）精神与阿波罗（太阳神）精神的二元对立，其所表示和象征的其实就是人性之中缺一不可的“二元性”或者说“两极性”，但其理想状态并非是“二元对立但一元至上”而是如阴阳鱼、双人舞或量子纠缠般的“一而二，二而一”的辩证关系，因为我们可以在人之“理性”的极限之处发现“情感”（爱欲），也可以在“情感”的极限之处发现“理性”（认同），它们之间具有一种神秘的互渗、调节与转换的机制，这种神秘性的辩证机制（天机）是我们至少是目前依然难以搞清尤其是无法“实证”的，但我们没有理由、更没法“实证”否认它的存在。但是，轴心时代所确立的“二元对立但一元至上”的心智范式却会不可避免地压抑乃至破坏这样的人性辩证法而造成自我冲突乃至人格分裂，它就像是特洛伊木马，通过教化和内化、规训与惩罚而植入到了后世的文化和人格当中，这在历史的演进和流变之中迟早会迎来自身内部的冲突、逆反和崩溃，用中国的古话来讲即是“物极则反，命曰环流”，用弗洛伊德的话来说则是“被压抑者的回归”（the return of the repressed），西方近代以来的文艺复兴、新教改革和启蒙运动以及浪漫主义运动和“法国大革命”等即是其集中体现，同样是几乎是在同一时期，中国也产生了以王阳明、李贽等为代表的思想运动。但是，这样的思想运动之局限在于：只是对“二元对立但一元至上”中的“一元”进行了逆反和倒置但并没能在根本上触动“二元对立但一元至上”的轴心范式及其基本范畴、概念网络、思维方式和欲望结构本身，例如，王阳明把曾经的“理”的绝对地位逆反和倒置为“心”的绝对地位，马克思把曾经的“唯心主义”的绝对地位逆反和倒置为“唯物主义”的绝对地位，尼采把曾经“太阳神精神”（理性）的绝对地位逆反和倒置为“酒神精神”（激情）的绝对地位，如今的人们则是把传统的“信仰”的绝对地位逆反和倒置为虚无主义的绝对地位，等等；以政治领域为例，西方近代以来把帝国政体中君主的绝对地位（君权神授）逆反和倒置为个人主义的绝对地位（天赋人权/“我”权神授），名义上是由“一元主义”变成了“多元主义”，但这只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每个人的心智和思维却依然是“二元对立但一元至上”的绝对主义模式，过去的“君主”变成了“我主”、过去的“一个山头”变成了多个“山头”而已；再以虚无主义为例，其宣扬“什么也不相信，什么也无所谓”但却是除了“要绝对相信自己的‘不相信’、绝对有所谓自己的‘所谓’”自身以外，这只不过是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而已，在其意识最深处隐藏的其实是“自我至上”的“权力意志”，由“外在殖民”逆反和倒置为“内在殖民”（自我专制/自我SM）。因此，作为轴心范式内部的“文艺复兴”以来的近代世界，也就和中国历史上的治乱循环与王朝更替一样，只是呈现为只换权威、换修辞但不换结构的“主奴辩证法”、“城头变换大王旗”和“风水轮流转，今年到我家”的荒诞景观。

如果把“现代性”（Modernity）界定为走出了“中世纪”，而“中世纪”象征的是帝国政治、主奴结构与殖民主义，在这个意义上，我同意拉图尔的观点：我们从未现代过。在我个人的历史分期中，我会把轴心时代之前称为古代，把轴心时期之后至今的整个历史阶段称为“轴心时代”或“帝国时代”，同时也是“中世纪”；文艺复兴则把轴心时代/“中世纪”分为了上半场（正题）和下半场（反题），如今我们依然未能走出中世纪帝国时代，依然困在轴心范式所建构的二元对立及二律背反的母体迷阵（The Matrix）和权力游戏（Game of thrones）里而找不到通往“人之为人”（Human Being）的人间正道的历史出口，但的确，我们已然站在了中世纪的“赛末点”，身处轴心范式的“合题时刻”。但问题是，“合题”并非是绝对精神在历史中的自然演化和自主性展开，而必须经过人类主体艰苦卓绝的创造行动才会成为现实，而后者是有条件的，而且条件相当苛刻。

当然，身处21世纪的今天的我们，尽管依然深陷轴心范式而不能自拔，但还是应该抱持一种对于先辈与历史的“同情之理解”：轴心时期也是一个冲突、战乱与苦难的时代，因此可以推断，这也是一个充满了匮乏、恐惧与创伤的时代，正如俗谚所说的“宁为太平犬，不为离乱人”，惶惶不可终日先辈们自然是会急切地寻找重建政治秩序与心灵秩序的救世、救赎或解脱之道，渴望抓住“救命稻草”，渴望“救世主”的降临，例如，我们可以把“不语怪力乱神”的孔子与“热爱几何学、驱逐诗人”的柏拉图视为秩序至上主义者。那么，在如此之现实情境、精神状态和“旧世余绪”（祭祀、巫术与神话之文化残余）之混杂中诞生出“二元对立但一元至上”的组织模式与秩序建构，其实也是在情理之中。不过，我们同时也应该看到：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应激性的、急于求成的、具有条件反射式乃至于创伤式的“简单粗暴”的反应模式，就如同是把所有人都关进同一个笼子里，把所有人都绑在一张普罗克汝斯特斯（The Procrustean Bed）之床上，不仅为后世至今的一连串历史事件埋下了结构隐患且设定了思想局限，同时反过来又通过教化、内化和强化不断地实现自身的“创伤再生产”（Trauma Reproduction）和代际传递（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以至于今天的我们已经习惯性地会把“二元对立”的经验当成自然、把“一元至上”的历史当成了天命，理所当然，习焉不察，基本上完全丧失和遗忘了对其范式本身进行超越经验主义与历史主义的“形而上学”（Meta-physics）再考察的意识、勇气与能力。是的，Time to fly！我们的确太需要一场历史深处的哲学超越、一场灵魂深处的自我转型了，但是，这却会遭遇深刻的悖论，“冲决网罗”的谭嗣同、“礼教吃人”/“救救孩子”的鲁迅和“重估一切价值”的尼采就是这样的轴心范式及其缔造的悖论结构的典型代表和悲剧人物。

正是在对由“二元对立但一元至上”的轴心范式所塑造的轴心时期以来的历史的系谱学考察中，同时也是作为身困其中的经验者、创伤者和反思者但最终并没能成为超越者（超人）以至于发疯的尼采洞见到了轴心范式深处也即自己的灵魂深处的“权力意志”（Will to power）和“永恒轮回”（The Eternal Return）。尼采想要“重估一切价值”，想要“在自己身上克服这个时代”，其中的“一切价值”也就是轴心价值、“这个时代”也就是轴心时代，但问题在于，尼采自己却依然困在轴心范式里面“兜圈子”（倒转）而没能真正走出来，这也就造成了如同“自己提着自己的头发要离开地球”的悖论，或者说，就像是孙悟空怎么也跳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用力过猛结果导致了自我崩溃。所以，在我个人看来，尼采的思想，与其说是一种哲学，不如说是一种症状，其以心理逆反和二律背反的方式在自己的“理想国”宣告了“上帝之死”并驱赶了“事实”、“理性”与“道德”，而这与尼采自己所批判的柏拉图在自己的“理想国”里驱赶诗人与激情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那结果就只剩下“太阳神”落入西山之后孤独的“酒神”在漫漫长夜里以自我为轴心的自恋与狂欢，但是，我们已经一再说过，这只不过是帝国范式的倒影，如同虚无主义是基督教信仰的倒影一样，最终会变成“娜拉出走以后，不是堕落，就是回来”（鲁迅）。因为，这只是如同少年对原生家庭的“心理逆反”，但并没有建立起自己真正独立的根基和源泉。

尼采的思想经过了一个世纪的传播、共鸣和接受（创伤症候群），当今这个全球化世界已经深度变成了一个“有意识”的尼采化世界：一个“太阳神”被驱逐之后的去事实-真相化（视角主义）、去理性-规则化（相对主义）和去道德（虚无主义）的“酒神世界”（酒驾世界），作为资本主义精神之体现的追求“更快、更高、更强”的权力意志（Will to Power）成了当今的世界精神，而追逐“优越感”和“自我权力最大化”的精英主义者则成了当今时代的“超人”，“必要之恶”（例如剥削、净化和“取消”）则顺势实现了“赤裸裸”的正当化、技术化和美学化。如今，随着人工智能、基因编辑与纳米芯片等技术形式和意识形态的推进，“权力意志”已经跨过了福柯所说的“权力的毛细血管化”阶段而迈向了《未来简史》的作者赫拉利所说的“皮下监视”即“权力的皮下监视化”甚至是“权力的基因化”阶段，Google曾经的“不作恶”已经成了彻头彻尾的谎言和笑话，腾讯提出的“科技向善”口号，即便是出于善良和诚意，但由于其不过是“二元对立”的又一次逆反和倒置，如果不触动和改变自轴心时代以来主导着这个世界的思想范式、文化传统和帝国模式——现在已变成一个每个人都困于其中的超出了传统民族帝国范畴的全球主义的“资本-政府-技术”（Capital-State-Tech）的三位一体帝国系统，那最终就不可能兑现承诺。媒体出于轴心文化无意识的“腾讯帝国”称呼本身即是一种颇具反讽意味的隐喻。

不过，我们在这里必须戳破一个迷信，即技术主义者们所信奉的“技术自主性”（技术神学）显然是一种假象，事实上并不存在。技术的创新和迭代只能通过人类的主体创造性才有可能实现，但后者并不是无条件和必然的，而是有条件的，且是相当苛刻的，正如作为“公理化方法”（即“理性”之提纯与系统化）ד实验方法”（即“经验”之提纯与系统化）之产儿的“科学”这一智识形态只是诞生于西方而不是其他文化一样。人工智能的底层驱动其实是“人工”（人类的主体创造力），而“人工”（人类智能）的底层驱动其实是“天工”（自然智能），也就是说，人工智能在本质上是一个“人工智能（技术）-人文智能（人才）-自然智能（天才）”的三位一体系统，后者为前者设定限制并创造可能性。

严格来说，作为手段（Mean）并不“自主”存在的技术并不“中立”，其善恶取决于投资、设计和操控它的主体网络之目的（End）及其目的论（Teleology）的善恶。如果这个世界以尼采式的“超善恶”（即恶的正当化）的“权力意志”（Will）为共同目的（Common End）也就是轴心（Axis）——事实上已经如此，那么，作为这个世界之一般手段（general mean）的技术就必然会变成恶的：上半场时，其对少数人有好处，对多数人有损害，下半场时，则会变成对所有人都是恶的。特别需要提醒的一点是，在如今这样的加速时代，好坏善恶的上半场与下半场基本已经可以浓缩在一个人的今生今世而成为“现世报”。

如今，我们身陷的这个只是平移、迭代和强化了轴心时代的“二元对立但一元至上”的二进制CST系统已经通过美其名曰“科学管理法”的KPI算法全过程锁闭、窒息和异化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之间的连接、善意、爱欲以及创造性潜能（要知道创新的本质是由创造性主体所建构的诸要素间之有意义的新组合（新的功能整体）），以至于这个依赖信贷、创新和消费的系统本身业已处于难以为继的滞胀状态和崩溃的边缘。而且，经过现在依然看不到尽头的“疫情”及其次生灾难之加持和加速之后，这个已经在“加速退行”的全球化的世界已经完全陷入了一种如自我吞噬的咬尾蛇般的内卷（熵增）、破防与躺平的临界或解离状态。因此，我们可以说，轴心范式如同钟摆一样完成了自己的一个历史周期，轴心时代以来的这一波人类文明到头了！我们又站到了轴心时代的起点，再次陷入了一个全局性的“礼崩乐坏”、情理不通和冲突四起的“战争状态”因而需要重建文明的“至暗时刻”。但问题是，这一次，我们必须超越“二元对立但一元至上”的绝对主义范式，必须在我们自己身上克服“尼采”（权力意志），否则，所有重建的努力都不过只是悖论性地再一次指向历史的反复与帝国的轮回而已。

悲剧之年 叩问悲剧之源

“子之所慎：斋，战，疾”，如今，瘟疫、战争，已次第爆发，那么，我们离饥荒还有多远呢？

灾难/苦难——元苦难：悲剧结构（人为性，无知性，重复性）——哲学热与哲学性——“第三只眼”：超界、升维、进阶——个人主义意识形态、自恋人格综合症与理解力贫困综合症——“老大哥的眼睛”或“监控资本主义”——主权在“习惯”——两种帝国形态的终极之战——以爱、正义与创造性为基础的“新人格”（Neo）成为必要。

一切正在变得显而易见，泾渭分明，抑或“你死我活”。

“子之所慎：斋，战，疾”，如今，瘟疫、战争，已次第爆发，那么，我们离饥荒还有多远呢？这不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不是一个最坏的时代，而是一个本可以更好却正在变得更坏的悲剧时代。2022年，虽然只是刚刚开始，却可以说，无疑已经成为典型的“悲剧之年”。

悲剧总是一种苦难，但一种苦难未必是悲剧，其中的区别是，在我看来，悲剧是“苦难的苦难”，或者说“元苦难”（meta-suffering），它具有二阶性，指的是行动者（agent）陷入了一种从自身反思的角度来看貌似是不可避免、无法抵抗但实际上并非是不可避免、不可超越的苦难过程，与此相应，哲学正是诞生于力图叩问并穿越“貌似”抵达“实际”、透过“现象”抓住“本质”、“回到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以最大可能地避免那些可以避免的苦难的反思意识、自由意志和主体精神（subjective spirit），旨在把“被命运扼住咽喉”扭转/转型为“扼住命运的咽喉”，转危为安，逢凶化吉，遇难成祥。所以说，作为思想作品的悲剧与哲学往往是成对儿出现的，正如曾经古希腊所体现的那样，或如今我们正在遭遇的这样——一极是悲剧性、一极是“哲学热”，但目前这还只是一种只有哲学史而没有哲学性的哲学热。

悲剧之所以是悲剧，它至少有三个最基本的构成性要素：人为性、无知性和重复性。可以简记为“悲剧（人为性，无知性，重复性）”这样一个的三元组。

1）所谓“人为性”，即是说，凡是称得上是悲剧的苦难之性质并非是“天灾”，而是“人祸”，之起源并非是“自然”，而是“人为”，例如，地震，海啸，飓风，或陨石撞地球，尽管往往会带来毁灭性的人员伤亡，以及幸存者的沉重创伤，但一般来说，这不能叫作（人为的）“悲剧”，只能叫作（自然的）“灾难”，而人类内部的互害、战争以及“大屠杀”等自相残杀，则是不折不扣的、人为的悲剧；也就是说，悲剧是出于人类之有意识的选择与积极行动而带来的反噬到自身的苦难后果，并非是“依自然的”（by Nature），也不是如霍布斯所说的“自然状态”（Nature state），因而并不是不可避免的，所以这个锅不能让老天爷来背，而那些把人祸甩锅给老天爷的不当归因方式甚至以知识与科学的名义坐拥无数信众本身也是一种人间悲剧。当然，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天灾”与“人祸”的区分并不是绝对的，而是具有一定的相对性，例如，即便是大地震或陨石撞地球，人类依然可以凭着自身对于自然规律的理解与科技水平的提升，尽可能地把灾损降低到最小。如果已经具备了相应的技术条件，却未加运用或操作不当，那就依然还是人祸。

2）所谓“无知性”，这是悲剧的核心要素，例如，俄狄浦斯弑父娶母的情节便是深刻地刻画了无知所造成的悲剧，最终，俄狄浦斯戳瞎了自己的双眼，这象征了“肉眼”的不可信任与被弃绝，因为它只会停留于事物之表象或人为之假象而难以洞见（insight）其本质或真相，这同时也象征了要理解事物之本质/真相的渴望与意志，或对于理解力（understanding）、理性（reason）与智慧（wisdom）的需要之觉醒，那些意欲超越一双肉眼的“心灵的眼睛”（Nous）、“第三只眼”、“天眼”、“全知之眼”、“全视之眼”或“上帝之眼”等之类说法与形象即是其象征，赫尔德琳也曾解释说，俄狄浦斯因失去了双眼而“多了一只眼睛”，海德格尔则接着说，“俄狄浦斯自行戳瞎双眼，就是让自己走进光明”。准确地说，这里的“无知”指的是悲剧当事人对于自己无知的无知，也就是一种“二阶无知”或“元无知”（meta-ignorance），自以为自己知道自己知道但事实却是不知道自己不知道，该区分的未能区分开来（例如自然的与人为的、重要的与不重要的、真实的与虚假的之差异）、该联系的未能联系起来（例如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之间更深刻的“合一”），这种自以为“是”（Being）恰恰正是犯错的心理根源，苏格拉底的“认识你自己”（按福柯的知识考古，德尔菲神庙的本义是“人类啊，你要有自知之明”，也就是说，人类啊，要明见自身的限度，可别把自己僭越为神）与“自知无知”正是从“无知”走向“有知”（知识）的心理动机和起点，并由此诞生了“求知的意志”与“问答的方法”（辩证法）。

3）所谓“重复性”，既然人类依自然（by Nature）而有一种有限性/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和无知性，不可能达到上帝那样的无限性和全知性/完美理性（perfect rationality），那么，于人类而言，不仅有“自知的无知”，必定还有“无知的无知”，犯错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也是获得知识与走向真理之不可或缺的环节，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凡是“第一次”犯错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不能叫悲剧，只有那些不能“吃一堑，长一智”而导致不断重复的甚至是“永恒轮回”的灾难才叫悲剧（或闹剧），而“习惯就好”，把“习惯”当成了“自然”，把“人祸”当成了“天灾”，那些不以悲剧为悲剧的只能叫闹剧或荒诞剧了，可怜，又可笑，可悲，又可恨。那想一想，中国历史上一再重复的“治乱循环”与西方资本主义的周期性危机是一种什么“剧”呢？但要洞察这一切并做到公允的评判，则需要一种更深层次（under-）与更高视角下（meta-）的反身而观，而这种对“反身而观”与“更深层次与更高视角”的探寻同样是哲学的意志与方法，与《中庸》中的“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和《尚书》中的“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的精神是一致的。虽然赫拉克利特说过，“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注1），但是，我们在看历史时，却不能只是看“历史的长河”中的“流变性”（Becoming）和差异性的河水（事件/史料），更要看河水中至少是具有相对的“不变性”（Being）和同一性（重复性）的流形与河床（结构/史释），以及河流与河床之间各自的可塑性与相互的塑造性，这便是不再停滞于“二元对立”的“新哲学”之意志与方法，否则，我们就会对自身历史中的“悲剧”（重复性）缺乏应有的问题意识与超越精神。

如果我们关于悲剧（人为性，无知性，重复性）这个三元组的界定是正确的，那么，我们从中就可以看到，它恰恰隐喻了人类被赋予了相对于或高于“自然”（nature）/“必然王国”（理性）的“自由”（freedom）/“自由王国”（创造性），也就是说，自然是人类的母体，但人类却可以反身介入自然，在自然的因果链条之间发挥自身的介入性（intervention）、能动性（agency）和主体性（subjectness）——可以是建设性的，创造性的，善的，也可能是破坏性的，毁灭性的，恶的，而后者便是悲剧，是自由的滥用，是主体性的匮乏。假如人类并不具有这种自由度的话，那么，一切便都是命定的，决定论的，宿命论的，按部就班的，千篇一律的，人与动物也就没有任何区别了，也就无所谓悲剧不悲剧的了。

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这样的悲剧（人为性，无知性，重复性）不仅是一个静态的三元组，也往往会成为一个动态的、自指的和自我强化的三元螺旋，例如，我们在评价一个人或一种文化时，不应看其“是否会犯错”，而应该看其“是否能容错”，假如不容错，那就不敢犯错，久而久之就会形成“有事就躲、有错就捂”甚至是“嫁祸于人或天”的惯习，因而也就会丧失“自我纠错”的意识和能力，那就只可能是陷入一种“无知的无知”（愚蠢）的恶性循环而不能自拔，即便是撞上了南墙也会心安理得地自我合理化为是“天注定”或“基因决定论”，这等于是说“反正我自己是没有任何责任的”，于是乎，悲剧结构自身便仿佛是具有了自主性（决定论）、命定性（宿命论）和重复性（“太阳底下无新鲜事”）。在这样的循环往复的悲剧的螺旋中，就会孕育出两种基本的人格倾向：一种是权威性人格或宗教性人格，具有依附性、顺从性和耐受性及“强迫症”的特质（神经质），预设了个人（自我）在其中注定是无能为力和无足轻重的，也即不同版本的决定论-宿命论式的心理原型，这在迄今的人类文化中已经成为了“主流”（mainstream）；一种是自主性人格或哲学性人格（哲人），具有反思性、批判性和创造性及“艺术家”的特质，也即自由意志论-主体论式的心智原型，预设了个人（自我）在推动变革的意义上是可以有所作为且责无旁贷的，且不管最终是不是实现了自己的使命，遗憾的是，这在迄今的人类文化中依然还只是“支流”甚至是“异端”，只有在古希腊，哲学性人格（哲人）才得以出生和成长，但遗憾的是，它由于是以“二元对立但一元决定论”为范式以至于最终造成了自身的夭折（“哲学已死！”）。那么，21世纪的今天，我们这届人类为了克服和超越自身的悲剧，就必须在自己身上实现哲学的复活与重建——只有完成未完成的哲学，才能走出没走出的悲剧。

从上面的讨论，我们已经明确，“无知性”（对自己无知的无知）概念位于“悲剧”概念家族的核心，从信息论的视角来说，“无知性”意谓着信息匮乏，而这又意谓着熵（无序性）和不确定性，意谓着该“差别”对待的被混在了一块，该“同一”视之的被割裂不顾，范畴、层次、是非、真假、善恶、美丑等被完全混淆乃至颠倒了，正应了《红楼梦》中“真作假时假亦真，假作真时真亦假”，现在这被学院派叫作“后真相”或“无真相”。但从主体论的角度来看，“无知性”则是理解力匮乏的症候，正如那句“世界上并不缺少美，而是缺乏发现美的眼睛”，事实上，信息就在那儿，即便是被遮蔽或加密，而遮蔽与加密本身也是一种信息，就像电子计算机的密码于量子计算机而言不再是密码一样，低阶的加密对于“高阶的眼睛”（第三只眼）来说便不再是秘密了，只要是具备了更高阶的理解力，即便是最隐蔽的信息也是可以去蔽的，可以破解的，例如，人们常说的“反着看”和“站在高处看”即是解码方法之一。那么，对于一个人来说，最根本的解密或解谜方法，就是不断驱动自身理解力的超界、升维和进阶，这在现实的生活中，这意味着要有勇气迈出自身既得利益或既失利益所构建的虚假身份认同和所谓“舒适区”（其实即是the Matrix），以爱、正义与创造性的“新人格”（Neo）不断地去拓展和提升自己的信息圈层、生命连接和精神境界。众所周知，整个全球化的世界的现实情况，正好是与此背反的，近代以来的个人主义意识形态和新技术的加持正在不断再生产着绝大多数原子化的“自恋人格综合症”，而这个症候硬币的另一面即是“理解力贫困综合症”，这可以说即当今世界在个人、家庭、组织、国家与全球诸分形层次上的悲剧的总根源。换句话说，这个世界的日常状态中已经几乎是“只有个人”即只是追逐自我利益最大化的个人主义的人格层次而没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家庭”、“国家”和“天下”（全球）的人格层次，因而变成了一个彻底的霍布斯式利维坦和达尔文主义的丛林。

财富的增长、互联网的发展与社交的媒体化，不仅没有提升反而是恶化了人们的理解力，加深了人与人之间的理解力鸿沟，尽管“理解力贫困”是普遍的，但其内部是一个有差等的“差序格局”，矮人国里也有自己的等级制金字塔。对此，那些所谓的以“智识生产”为己任的学院知识分子也就是塔勒布眼中的Intellectual Yet Idiot（痴识分子）当然负有直接责任，他们不仅没能解决问题，反而是成为了问题的一部分。近代由物理学-生物学-经济学-（病态）心理学-脑科学所主导的世界观与知识范式，严重地削弱或消解了人类“在世界之中”的主体性问题、理解力问题和“意识问题”。随着“自由却不自知无知主义”（Liberalism Yet meta-Ignorance）的“普世价值化”，挟“自由”或“市场”之名的盲目行动的递增以及作为其必然后果的信用递减与信心溃散，即所有的领域和层次中的欺诈、冲突与撕裂，体现为此起彼伏的“暴雷”和“崩盘”，其逻辑后果是所有的经济-金融问题（低阶）最终会诉诸一种政治-领袖解决（高阶），这进而必然会引发一种由外在的“克里斯玛式”领袖来治理和引领的政治必要性，但就现有的政治哲学形态所供给的思想资源和全球政治格局而言，所谓的“政治解决”最终几乎会必然滑向“战争解决”，正如那句政治名言：“战争是政治的延伸”。但我们也可以说，战争（暴力）正是人类的理解力（理性）匮乏和信息匮乏（熵增）的最终表现形式。

对于任何一个社会而言，都至少需要“最低限度的秩序”作为条件才能够运转，当作为众数的个人之间的内在理解力-人格条件（例如各种由无知和愚蠢导致的短视、任性和欺诈）不足以“自发地”支撑和再生产这样的“秩序”要求时，那必然就会需要一个外在的统治者通过强制性和规训来保证这样的秩序条件，这就像是国内公路上的刮擦事件往往不能通过双方自治协商解决而需要一位交警到场一样。但同样是基于信息论的视角，对于任何的统治者来说，信息都是不可或缺的——“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所以，他们总是专门有一套信息采集-监控系统，这就内在地产生了“老大哥的眼睛”或“监控资本主义”的必要性和必然性。但问题在于，这样的结构一旦产生，它就会有自我持存的惯性，进而再生产“理解力贫困”的条件来维持自我持存的必要性，这就像是军事/警察存在的必要性需要战争/犯罪状态来维系一样，而“理解力贫困”之再生产的条件则是以产生比较性眼光的多元性视角的消除而造成“一种视角，一个声音”为代价的（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诺瓦里斯：“一切认识、知识均可溯源于比较。”），例如，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干的就是这一套，这就是俗称的“洗脑”，或者好听一点的说法即“教化”（教育），它的目的不是提升而是摧毁人们的理解力和社群能力。说这是“阴谋论”也好，“阳谋论”也罢，它就在那儿盯着你，“High tech is watching you”，“拿捏得死死的”，这是历史上已经诞生的悲剧结构使然也，要是不换结构只换人，只换人不换头脑和文化，那换了谁也将依然如此，即如《德川思想小史》中所记述的“‘然则此社会主权者为谁？……若高眼明识之士在，则必曰，非天子，非诸侯，非士农工商，必有别存之物。其物为何？曰：习惯是也。’（《新日本之青年》）”，这话并非仅适用于日本，而是适用于人类迄今为止的整个文明结构。

颇为讽刺的是，我们从中看到了一个吊诡的怪圈：被抛进这个问题重重的世界之中的人们，如果不睁开自己内在的“第三只眼”（心灵的眼睛，哲学的眼光），不提升自己的理解力（超界、升维、进阶），那么，代价就是它会倒转为一双外在的“老大哥的眼睛”，即微观上的“理解力贫困”状态的积分形式在宏观上的倒转和补偿，而阿伦特所说的“恶之平常性”（the banality of evil）则是“老大哥”（罪恶版的克里斯玛人格）在日常生活和官僚政治中的微分形式，正如一位法国的组织学研究者所指出的“哪里有不确定性哪里便产生对权力的需要”，然后，形成一个如咬尾蛇般的自我指涉、自我强化和自我吞噬的封闭结构，直至因不可避免地会持续内生的欺诈（信息失灵）之深化和蔓延（熵增）而导致最终的崩溃（热寂），然后，往往是“新瓶装旧酒”地重建，然后再崩溃——这在东方体现为“周秦帝国”的不断倒塌重来，在西方体现为“罗马帝国”的不断倒塌重来——这就是我们的历史，我们的文化，我们的世界，而我们此刻正在遭遇的便是这两种帝国形态之间的“终极之战”和悲剧结构，这也是我们——作为人类——的“历史的共业”，是以爱、正义与创造性之“新人格”（Neo）未被启蒙或被弃如敝屣后的必然命运，是自轴心时代以来的人类文明到头了的必然症状（参见：内卷、躺平与破防：这一波人类文明到头了）。雪崩的时候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诚哉斯言。

注1

赫拉克利特说“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这在微观层次上是对的，但在宏观层次上而言，河水流动的“形式”（form）或者说“流形”（manifolds）与河床的构造及其相互关系结构，相对于变化与差异的河水之“质料”/物质（material）而言可以说是不变的、同一的。了解点西方哲学史的人都知道，在古希腊哲学中存在着巴门尼德的Being与赫拉克利特的Becoming的经典对立以及后来的顾此失彼的柏拉图“两个世界”（可知世界支配可感世界）、基督教“双城记”（上帝之城支配地上之城）之二元对立，这其实是形而上学的一元决定论和绝对主义心理，后来在黑格尔那里转换为历史化的“绝对理念”，在尼采那里转换为历史化的“绝对意志”（权力意志），这何尝不是一种“西方式二元对立”的结构性重复呢？但实际上，这就像是物理学史上曾经存在的光之粒子性与波动性的二元对立那样，不仅是完全没有必要的，而且是相当有害的。

始于极限 范式转移 哲学启航

人类正陷入积重难返的种族、阶级尤其是性别之间的冲突、撕裂与割据之中，越来越多的人陷入无边的孤独、抑郁和“精神内耗”，每个人活得越来越像是一个“绝缘体”，也越来越神经质和歇斯底里，人与人之间的连接、信任和团结以及可能进一步的亲密关系，自然是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作为人类繁衍与人间之爱的最基本单元的“家庭”（婚姻）也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存在论怀疑和威胁……

“始于极限”。很多人都知道，这个词来自最近有点火的一本同名书《始于极限：女性主义往复书简》，是日本女性主义先驱上野千鹤子与日本女作家、“前AV女演员”铃木凉美之间女性主义主题的通信集，其暗指“立于极限的我从自己所在之处审视事物”的边界视角，“意味着前方无路的分界线，不容许更进一步的底线，忍耐的极限，体力的极限，认识的极限，打破极限……”。显然，这用来刻画我们当下的个人体验与社会状态以及两者之间的张力是十分切实而传神的，所以，我就“拿来主义”了。不过，我这只是修辞上的借用，而非逻辑上的简单套用。

2022年初，我发过《内卷、躺平与破防：这一波人类文明到头了》，文中表达了“‘困在系统里’的我们每个人几乎已经到了一种再也hold不住的临界、解离甚或败坏的状态”，同时，我也解释了我们究竟是处在一种什么样的“系统”之边界和极限，即指出了“系统”（结构）的本质即是一种帝国算法（算法=逻辑+控制），而这又源自两千多年前的轴心时代所建构的“二元对立，一元至上”的绝对主义一元论意识形态，东方的轴心是儒教里的皇帝，西方的轴心是基督教里的上帝；用政治学上的概念来说，这也就是战争状态中的一种“敌我逻辑”——“你死我活”或“你奴我主”，亦即一种霸权主义、殖民主义和主奴结构的“中世纪”状态。

当前，主导世界的诸如多元主义、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以及犬儒主义等“（后）现代”意识形态本身即是“二元对立”的帝国结构的产物，不过是一种一元主义、绝对主义和轴心主义的简单粗暴的形式逆转和“翻大饼”而已，心理上是逆反的（例如中世纪是“禁欲”的，现代性则是“纵欲”的），但逻辑上依然是同构的，即由外在的“大他者”中心主义（上帝或皇帝）转换为了内在的“自我”中心主义但这依然会通向虚无主义的深渊，也就是说，基于否定和反抗的逻辑而建构起来的“现代性”和“自我意识”（并不知道自己真正想要什么，而是基于对立面不想让自己拥有什么）并没有建立起自身真正独立的且更高阶的内核（原点）和标准（参照系），这就像是欧几里得平面（曲率处处为0）上从原点出发的随机行走会不断地回到原点（双曲平面上从原点出发的随机行走则不会回到原点），或孙悟空无论怎么翻筋斗也翻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这恐怕也是自诩为“超人”（上帝）的尼采的“当你凝视深渊时，深渊也在凝视你”和“永恒轮回”体验的真实含义吧。

并非“所有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如果说“现代性”与“中世纪”有什么不同，那也只是“量”上的而非“质”上的，犹如“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一个帝国变成了N个帝国，一个皇帝（上帝）变成了N个皇帝，一个山头变成了N个山头，全球化的世界变成了“帝国的丛林”和“罗马竞技场”。21世纪的今天，尤其是在社交媒体和自媒体上，几乎是人人都是帝国的阿凡达（Avatar），几乎人人心中都有一个“皇帝（上帝）梦”或“超人梦”，几乎人人都是尼采式的后现代主义梦游者，用诸如“全球化”、“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女性主义”以及“进化论”、“社会达尔文主义”、“KPI”（绩效主义）、“优绩主义”、“996”、“内卷”、“破防”、“躺平”或“摆烂”等词藻构筑了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和自我至上主义（egotism）实际上却是在丧失“我性”（selfhood）的新自由主义的“黑客帝国”（the Matrix）——隐喻的即是内蕴的本真自我之丧失——“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不如“躺平”）。我很有共鸣的日本批评家柄谷行人先生也曾直截了当地说过，新自由主义就是新帝国主义。

当然，正如并不存在没有漏洞的系统一样，帝国结构本身肯定也有自己的“软肋”，即由于它的统治逻辑即是陷自身之构成部分于“二元对立”（敌我逻辑：你奴我主，或你死我活），但这最终却会导致所有人即整个帝国的普遍冲突、相互争斗和自我耗竭以及最终的崩溃解体，这就像是帝国的总架构师在帝国内部植入了特洛伊木马，逻辑形式上则像一只咬尾蛇。中国历史上的“治乱循环”与资本主义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即是其体现和例证，形势比人强，这不是个人的意志可以转移的，而集体意志的形成，不仅是时间问题，更根本的是主体性悖论问题——即帝国化的人格即便是想要改变帝国的结构与趋势也会像是要自己提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一样，鲁迅的苦闷与彷徨即出于此。

当然，现代化过程中的“进步”与“创新”，也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但这却往往是由那些帝国结构的“漏网之鱼”即“例外的个人”所启动、创造和引领的，然后，又被帝国结构所选择、转化和吸收而变得“无害化”甚至反过来用于实现帝国结构的进一步深化和强化，例如，计算机的发明（图灵/冯·诺依曼）和互联网即是如此，苹果手机的应用（乔布斯）及移动互联网亦是如此，但如今我们却越来越感觉到“困在系统里”，因为系统的本质上依然还是“帝国算法”，我们每个人依然还是困在帝国控制论的手掌心里——“被拿捏得死死的”，“自以为是其他一切的主人的人，反而比其他一切更是奴隶”（卢梭）。上野千鹤子女士在书中几次提及“能动性（agency）-结构（structure）”的社会学分析框架，但在“结构”方向上并没有进行必要的展开，例如，将铃木凉美自愿为AV女优的选择仅仅暗示（归因）为母女关系之间的张力而遮蔽了更大的帝国结构与个人选择之间的张力，这不能不说是一种“伪装成精神分析的遮蔽”，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女性主义（只将矛头指向男权/父权却只字不提“帝权”——“The Game of Throne/权力的游戏”）、新自由主义（新帝国主义/新战争状态）与精神分析（个人化归因/原生家庭归因）之间可能的“暗通款曲”进行批判性的“超凝视”。

现在，我们再一次处在了这样的“历史关口”和“极限状态”：人类正陷入积重难返的种族、阶级尤其是性别之间的冲突、撕裂与割据之中，越来越多的人陷入无边的孤独、抑郁和“精神内耗”，每个人活得越来越像是一个“绝缘体”，也越来越神经质和歇斯底里，人与人之间的连接、信任和团结以及可能进一步的亲密关系，自然是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作为人类繁衍与人间之爱的最基本单元的“家庭”（婚姻）也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存在论怀疑和威胁，整个世界也就会不可避免地陷入“共济失调”和“礼崩乐坏”。《始于极限》传达的正是性别冲突的体验与亲密关系障碍的症状，极具微妙性、代表性和象征性，而这正是帝国结构已经界临自身之自我耗竭的极限状态而濒临崩溃的边缘的微观与宏观的症状，也就是说“到头儿了”或者说“气数将尽”了，剩下的只是时间问题，多一天少一天而已。

从其内部来说，新自由主义的新帝国与没自由主义的旧帝国还是有“自由度”的区别与高下的，对那些不甘沦为棋盘上的棋子的“例外的个人”来说，前者会比后者存在更多可自由穿越的“结构洞”（structural holes，参见《结构洞：竞争的社会结构》），但无论如何，这两种帝国形态都以各自的方式限制或扼杀了人类通往更高阶世界的可能性。当然，如果只能在两者之间进行选择，明智的人们自然会是“两害相权取其轻”。从这样的眼光来看，2022年爆发的俄乌战争，可以说即是一场旧帝国与新帝国之间的“终极之战”，一开始就注定了结局。所以，在2023年（或稍晚些时候），我们大概率能看到俄罗斯解体的样子，同时，我们也大概率能看到由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即离岸金融资本主义尤其是2008年以来的“量化宽松”所累积的通货滞胀和系统性错配而造成的经济崩溃的样子（这里只说结论，经济学论证请待另文），我相信很多明智者也预见到了。柄谷行人在2001年发表的《这并非预言》中“预言”了战争的来临，“恐怖的大王从空中降临……”，“这场战争中无人获胜”。

不过，从积极的方面来看，正如人们常说的“不破不立”，我们适逢人类文明的新旧范式转移的“奇点时刻”，很多人也隐隐约约、或多或少感受到了这样的心智氛围，有一种“一切都是重新开始”的感觉，“始于极限”中的“始于”也微妙地表达出了一种要变“被动为主动”的能动性（agency）。但问题来了，何以为“新”呢？？（没有目的和方向的）能动性会不会再一次“自由”地转回原点呢？其实，这里会遭遇一个悖论：那些不管在乡还是离乡但依然“背井”的人们即便是客观上来到了新地方、遇到了新情况但主观上依然还是那副“老脑筋”和“旧眼光”，所以，仅仅“醒来”是远远不够的，君不见鲁迅早就意识到的“人生最痛苦的是梦醒了无路可走”嘛，仅仅“睁眼看世界”是远远不够的，我们需要的看待世界的“新世界观”——没有新世界观就不可能建设一个新世界，所以，才会有曹雪芹先生“批阅十载、增删五次”《石头记》而试图“令世人换新眼目”（“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一种看待事物的新眼光，新“三观”，新范式，例如，交通从马车时代进入汽车时代，手机从按键时代进入触屏时代，物理学从牛顿时代进入爱因斯坦时代，这些都是范式转移（paradigm shift），后者比前者具有更高阶（higher order）的结构状态，能容纳更高的自由度和复杂性。

范式的转移时刻，也即哲学——准确地说是“新哲学”——的启航时刻。人们常问“哲学有什么用？”哲学，除了可以让人知道谁在胡说八道从而拥有免于忽悠的自由外，在人们“换新眼目”而形成新眼光、新三观和新范式进而建设一个“更好的世界”的过程中是不可或缺的，不仅激励人们“认识你自己”，还引导人们“认识‘认识你自己’的认识论”，不仅要“重估一切价值”，更要“重估一切价值的重估”，以及会追问“谁”（为谁）在认识、“谁”（为谁）在重估？也就是说，这是一种“三阶眼光”，即包括本体论（是什么）、认识论（如何认识）和主体论（谁有能力认识）三个逻辑环节。当然，在这个意义上，哲学是一个动词，即“哲思”，那么，如何才能达到“哲思”的思维水平呢？

我们可以把思维活动分为三个层次：1）思考，指向特定的对象的；2）反思，指向思考自身；3）哲思，既指向思考及其对象，又指向反思自身，“反思，反思，再反思”而最终达到一种“反思的均衡”即“普遍性”或者说“底层逻辑”，这是一个“自指”（self-reference）又“自反”（self-reflexivity）的认识论过程，其倒是像极了老子所说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玄德）。不过，这只是必要性，而非必然性。因为，正如“徒法不能自行”，范式转移也好，新哲学启航也罢，都不是自动的，而必须依赖作为创造性主体的人类——即前面所说的“例外的个人”，“不有屈原，岂有《离骚》”，没有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何来《理想国》。

当然，这样的工作，同样还是只可能由“例外的个人”来启动和完成，大多数人依然是背负着帝国结构所造成的创伤和情绪化状态而无法恰如其“分”地感知、反思和开悟，更遑论“换新眼目”和思想进阶了。不过，旨在克服轴心时代以来的“旧哲学”及其帝国结构的“新哲学”及其新范式不同于技术之处在于，它可以免于再一次被帝国结构转化、吸收和利用，正如汽车不可能再被马车所吸收转化、爱因斯坦物理学不可能再被牛顿物理学所吸收转化一样。这是一条并不轻松但又不得不“进而前也”的道路，非如此不可？非如此不可！如果我们不是“最后一代”，并且不希望子孙依然还是在帝国结构里“永恒轮回”（要么成为“末人”、要么像尼采那样疯掉）的话。关于“新哲学”（三观重建）的内容，我们会后续慢慢道来。